日期：2011-12-20 15:58:00
　　第一章　生于忧患
　　清朝康熙年间誉满天下的清官廉吏于成龙，是山西省永宁州人氏，即今吕梁市方山县人。他一生颇富传奇色彩，有许多脍炙人口的判案故事、捕盗故事和清廉故事，上自皇帝，下至百姓，都对他敬仰有加。从他生活的康熙年代，一直到今天的二十一世纪，他的名声和故事一直在广为传颂。
　　于成龙活了六十八岁，其官场生涯只有短短的二十多年，只相当于人生的三分之一时间。在四十五岁以前，他是一位历经忧患、遭遇坎坷、怀才不遇的普通知识分子，而正是由于这种中下层社会的忧患磨砺，最终造就了一位不平凡的历史人物。
　　这一章，笔者借助零星的资料记载和相关的历史背景知识，重点介绍于成龙四十五岁以前的生活经历。

　　一、永宁于氏家族
　　中国的于氏，有好几种起源。
　　第一种，出自姬姓。周武王灭商后，将自己第三个儿子邘叔封到了邘国，也就是现在的河南沁阳一带。邘叔的子孙，后来就简姓为“于”。第二种，是从鲜卑族的姓氏“万忸于”汉化过来的，简称为“于”。但这一支于氏，其实并不是鲜卑族人，而是汉族东海于公的后代，因为归附鲜卑，迁居到如今的山西省北部，改成了胡姓。到北魏孝文帝改革时，胡姓改汉姓，他们等于是恢复了本姓。第三种，原是“淳于”氏，在唐代避皇帝的讳，去掉了“淳”字，改姓为“于”。到宋代以后，这一支人有恢复本姓的，也有继续姓“于”的。还有一种，是少数民族的人归化到汉地之后，被皇帝赐姓为“于”的，这部分人的来源就复杂一些了。

　　于成龙的永宁于氏，到底是起源于哪种，我们现在考证不清楚了。其祖上的兴旺发达，是在明朝中叶，出了一位“大中丞”于坦，从明孝宗弘治年间一直到明世宗嘉靖年间，担任了多年的巡抚。这个官职，在明朝属于朝廷特派到地方上的官员，权力比省级最高官员布政使还要大一些。所谓“宦久自富”，于坦做了几十年的大官，积累了一笔不小的家资，晚年看朝政日非，宦途险恶，就急流勇退，辞去官职，回到故乡永宁，买房置地，过起了富裕乡绅的日子。

　　永宁这地方，处于吕梁大山之中，地势险要，历代属于军事重镇，曾经崛起过好几个少数民族政权。明朝前期，称为“石州”，属太原府管辖。后来，因为受过蒙古俺答汗的一次侵略洗劫，明朝官员认为“石”与“失”同音，不太吉利，就改名为“永宁州”。万历年间，永宁又从太原府，划归到汾州府管辖。
　　于氏家族，在永宁属于大富之家。“大中丞”于坦的嫡裔为于素，于素生四子，第四子为于恩。于恩又生四子，第三子为于采。于采生四子，长子为于时煌。于时煌生二子，长子于化龙，次子便是本书传主于成龙。一代一代，子孙繁衍，家产也不断分割，大富之家，便逐渐分化为好多个中小型的富户。
　　于成龙的父亲于时煌，官至“鸿胪寺序班”。这是一种从九品的小京官，名义上是负责朝廷大典宴会上的秩序，实际上只是一个名誉职位，由民间富户捐财充任。于时煌是读书人，科举不利，就捐了个小官，图个面子好看，并不去北京上任，只在家乡隐居，读书课子。
　　二、“我生之后汉祚衰”
　　明万历四十五年（1617）八月二十七日丑时，于时煌的原配夫人田氏，生次子于成龙。

　　汉末蔡文姬在《胡笳十八拍》中写道：“我生之初尚无为，我生之后汉祚衰。”于成龙同样也是生不逢时，他出生的时候，明朝天下已经开始悄悄地走向了衰亡。
　　于成龙的婴儿时期，当朝皇帝是明神宗朱翊钧，年号万历。这位皇帝最大的特点是不肯上朝，几十年不和朝廷大臣见面。朝廷和地方上的官员大量缺额，皇帝不管；监狱里犯人关了几十年无人审理，皇帝也不管；大学士年纪大了要辞职，上了一百多次辞呈，皇帝不给批复，大学士只好自己回家。但这位皇帝又很贪财，派了大量的太监到各地担任矿使和税监，搜刮民财，充实皇帝的内帑。就在皇帝不肯理政的这个年代，东北的女真族悄悄崛起了，多年后建立起了后金政权和大清政权。

　　于成龙的童年时期，又赶上一位明熹宗朱由校，年号天启。这是一位没有得到良好教育的文盲皇帝，天性却喜欢做工匠，成天在宫里制作精巧的器物，根本不懂什么国家大事。皇帝的奶妈客氏，与大太监魏忠贤相勾结，把持了朝政，明朝天下进入了一个最黑暗的时代。
　　于成龙的青少年时期，皇帝换成了明思宗朱由检，年号崇祯。这位皇帝相对算是一位好皇帝，有一些才能，也有志于重兴明朝。但是他的运气却非常不好，全国各地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，战争接连不断；朝廷的文官集团热衷于内讧，斗争十分激烈；东北的女真族后金政权，经常派兵入侵，骚扰边境，并且骚扰到内地；另外，老天爷也不肯帮忙，灾荒不断。天下已经大乱，百姓的生活处于水深火热之中。

　　于成龙幼年生活中的一件大事，是母亲田氏不幸去世了。当时，于成龙可能有好几岁了，略知人事，失母的痛苦应该在他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深深的阴影和烙印。不幸中也有万幸，他父亲于时煌续娶了一位李氏，给于成龙兄弟二人做继母。据于成龙后来的记载，继母李氏品德高尚，对他们兄弟是爱如己出，非常慈爱。尽管如此，继母毕竟和生母不同，教导必定多于娇惯，督责必定多于爱抚，这势必会影响到于成龙的性格，使他早早地成熟、懂事，比别的孩子多一份谨慎、精明和勤劳。

　　三、少年时代的学习趣事
　　于成龙的故里，在今天吕梁市方山县下昔乡来堡村。但也有资料说，于成龙家已经迁到永宁城里去了。这也是比较容易理解的事，于家是富户，在城里和乡下都置办了产业，具体在哪里长期居住，就看家里人的兴趣爱好了。永宁城里的生活条件和学习条件都会好一些，于时煌为了教育儿子成才，长期居住在城里是很可能的事。
　　根据记载，于成龙少年时代的读书学习，主要是由父亲于时煌教导的，后世还流传了几则学习趣事，能反映出于成龙不平凡的心胸和才气。
　　第一件事，于时煌要求于成龙兄弟大量读书，经史子集各种书都要读。终于有一天，于成龙读够了，不耐烦了，他把书一合，大声对父亲说：“经史子集千本万卷，无非四字而已！”
　　于时煌吃了一惊，连忙问道：“是哪四个字？”

　　于成龙胸有成竹一本正经地说：“仁义礼智！”
　　于时煌本来是要责罚于成龙的，听了这四个字，反倒没了脾气，叹服不已。
　　于成龙所说的“仁义礼智”四个字，其实是说话时的省略，全面地讲，应该是“仁义礼智信”五个字，也就是儒家提倡的“五常”。经史子集里头包含极广，除了正统的儒家思想，还有诸子百家的内容，绝非“五常”所能概括。于成龙这么说，反映出他的价值取向。
　　第二件事，于成龙有一次读李白的诗作《嘲鲁儒》：“鲁叟谈五经，白发死章句。问以经济策，茫如坠烟雾。”不由地感慨万端，拍案而起：“学者要识得道理，从头做去，诵咏呻吟，有何用哉？”
　　从这个故事可以看出，于成龙不喜欢做纯粹的文化学者和文艺才子，而想致力于实际生活中的学问，注重提高实际工作能力，要能办大事才行。这种想法，和于成龙日后的做官处世风格，是十分一致的。

　　第三件事，于成龙曾经研习程朱理学的书籍，最后也总结了简单的四个字：天理良心。程朱理学的内容当然是十分复杂的，一代一代的理学家们刻苦学习研究，探索实践，不断发展，尚不能穷其究竟。于成龙把这些高深学问归纳为“天理良心”四个字，则反映出他驭繁于简的性格特点。
　　四、常规的学习考试内容
　　上边讲的三个故事，只是于成龙学习生活中的有趣片断，难免有后人的加工附会。明朝读书人，都以科举做官为荣，谨遵朝廷法令，哪敢随便乱想乱说？于成龙的读书学习，自然也要遵循当时的常规和习惯。
　　在“社学”（小学）时期，要学习《三字经》《百家姓》《千字文》等启蒙读物，主要目的是识字。再就是朱熹的《小学》，程端礼、程若庸的《性理字训》，这部分内容与程朱理学有关，也属于基础的启蒙读物。程度稍高一点后，要学习《孝经》《四书》等儒家经典，背诵抄写，识字练字，顺便灌输儒家的理念。还有一部分，属于明朝的特有教材，《大明律令》、《御制大诰》、《孝顺事实》及陈选所著的《小学集注》等书。另外，也要学习作诗，从对对子开始，一点一点地积累。

　　考上秀才之后，要进入“儒学”学习，就是府、州、县设立的官方学校，学习的内容更加丰富。儒家五经：《诗经》《尚书》《三礼》《易经》《春秋》，要选择其中一种学习，将来科举时要考的，但只学一部经也就够了，不用全学。历史，要诵读《二十一史》和朱熹的《通鉴纲目》。法律，主要是学习《大明律》。诰，要学习明朝皇帝颁发的《大诰》、《大诰续编》与《大诰三编》，内容主要是朱元璋的办案纪录，警诫官民奉公守法的。另外，还有射箭、书法、算术等内容。学习的内容虽然很丰富，但秀才们普遍偏科，和科举考试有关的内容就学得认真，关系不大的内容就不好好学。而且，秀才们也不一定好好住校读书，最多隔三岔五地去转转，或者只有考试的时候才去。

　　秀才在“儒学”中，要应付的考试有如下几种：
　　月考，每月考一次，由学校的教官主持。只是考查平时的学习成绩，不太重要，容易过关。
　　岁考，每三年一次，由提学官主持。根据考试成绩，决定生员的资格升降。成绩分六等，一等的为候补廪膳生，二等的为候补增广生，这两等有希望成为吃国家“廪膳”补助的正式生员。三等的为平常，不赏不罚。四等的要吃板子，五等的要降格，六等的则直接黜革生员资格。
　　科考，仍由提学官主持。是在岁考之后，将一二等的生员进行复试，竞争乡试资格。成绩也分为六等，只有一等的有资格参加乡试，其余五等有赏有罚。
　　考试内容称为“举业”，内容其实很简单，两篇八股文。一篇是《四书》义，二百字以上；一篇是本《经》义，三百字以上。就这么点东西，熬白了无数读书人的头发。
　　于成龙的学习考试成绩如何呢？

　　他十八岁左右结婚，娶妻邢氏。二十岁生长子于廷翼。二十三岁参加山西乡试，中副榜。看看这个年龄，这个成绩，再对照一下前边的学习考试制度，就知道于成龙在当时算是天资过人的优等生，八股文水平还是很高的。
　　日期：2011-12-20 16:02:22
　　五、第一届“副榜贡生”
　　明崇祯十二年（1639）秋天，科考一等的生员于成龙，到山西省会太原府参加乡试，取得了不俗的成绩，中了“副榜”。这一年，朝廷采纳大学士杨嗣昌的建议，乡试副榜与正榜同日揭晓，副榜生员准贡，名曰“副榜贡生”。这里有必要介绍一下相关知识。
　　乡试正榜考中的，名曰举人，第一名称为解元。当时，每个省取中的举人有限额，各省限额不同，山西大概能取六七十名吧。一般每三十名秀才，能中一名举人，所以当时参加山西乡试的秀才大概在两千人左右。

　　举人，俗称为孝廉，已经具备了做官的资格，同时可以到京城参加会试。会试取中名为贡士，第一名称为会元。贡士再参加殿试，殿试取中名为进士，前三名分别称为状元、榜眼、探花。进士及第，就算是当时读书人的最高做官资格。
　　乡试的“副榜”，本来只是一种鼓励措施，说明虽然没有中举，但成绩很出色。名额也有限制，大约每取五名举人，则取一名“副榜”。于成龙参加乡试的这一年，山西省得中“副榜”的秀才，大概也就十几名。年纪轻轻的于成龙，第一次参加乡试，就在两千多人中，考进了前一百名，所以说成绩很不俗，能够证明他是一位聪明颖悟、才华横溢的优等生。

　　那么“贡生”是怎么回事呢？这是科举时代的另一条人才通道。
　　朝廷在北京南京设立国子监，算是国家大学。国子监的学生，从地方办的府学、州学、县学中招收，也有限定名额。地方学校向国子监输送的优秀学生，称为“贡生”，到国子监就学以后，又称为“监生”。监生学习期满，通过考试，优秀学生分拨到朝廷的各个衙门实习，实习期满，再经过考核，合格的学生可以到吏部选官，成为国家正途出身的官员。

　　明朝初年，人才缺乏，贡生监生被朝廷大量提拔任用，很多人都做到了高官，这一条人才通道算是最热门的。但后来，科举越来越盛，进士出身的人大都能得到重用和提拔，身份很高。学校出身的人只能得到小官冷官，提拔很困难，这一条路方才冷淡下来。
　　因为学校出身仍然算正途，读书人并不愿意放弃。又因为是冷途，读书人并不热衷。这造成的后果是，贡生监生虽然名目繁多，参加的人也不算少，但很难选拔到真正优秀的人才。国子监也总是空空的，没有人老实坐监学习。学生们都钻政策空子，跑回家继续参加科举去了。实在考不上的，才肯走监生做官的途径。
　　国子监是国立大学，总空着没人念书也不行啊。大学士杨嗣昌向朝廷建议乡试副榜准贡，实际目的就是要补充国子监的生员，强迫这批比较优秀的秀才到国子监念书去。
　　于成龙二十三岁就取得了“副榜贡生”的身份，有了基本的做官资格，当然是很值得高兴的。但他年纪轻轻，风华正茂，自然不愿意走“贡监”的冷途，还想继续拼搏，中举人，中进士，做翰林，博得更为高贵的出身。
　　按照当时的规矩，他到北京跑了一趟，办理国子监的入学手续。然后再按照有关规定，办理“依亲”读书的手续。所谓“依亲”，就是以父母年老多病、需人照料为由，请假回家去自学。朝廷以孝治天下，有这方面的优惠政策，只是被读书人滥用了。这也是当时的常套，并非于成龙自己的发明。于成龙晚年诗曰：“四十年前经过地，于今一别到三山。”应该就是回忆这次赴京过程的。

　　让于成龙无法预料的是，明朝天下已经走到了尾声，他本人的命运也要跟着彻底改变。二十三岁中“副榜”，本来只是优等生的一次小小成功，不算什么，但后来竟成了他出仕做官的最高资格。
　　六、战乱和灾荒困住了英才
　　于成龙的读书学习与科举考试，看上去十分顺利，别人几十年也拿不到的珍贵功名，他轻而易举就到手了。但是我们考察历史，发现这些年山西境内竟是战争与灾荒频繁，于成龙的读书生活并不宁静，简直就是在惊涛骇浪中度过的。我们从《明史?庄烈帝本纪》中摘录一些和山西有关的记载：
　　崇祯三年三月，“流贼犯山西”“陷蒲县”。“十一月壬辰，破贼于怀宁。甲午，山西总兵官王国梁追贼于河曲，败绩。”
　　崇祯四年四月，“延绥副将曹文诏击贼于河曲，王嘉胤败死。”十一月，“流贼罗汝才犯山西。”

　　崇祯五年秋，“陕西贼入山西，连陷大宁、泽州、寿阳，分部走河北，犯怀庆，陷修武。”
　　崇祯六年春正月，“曹文诏节制山、陕诸将讨贼。”“曹文诏击山西贼，屡败之。”
　　崇祯七年三月，“山西自去年不雨至于是月，民大饥。”
　　崇祯九年二月，“山西大饥，人相食。”
　　崇祯十年夏，“两畿、山西大旱。”

　　崇祯十一年九月，“陕西、山西旱饥。”
　　崇祯十二年，也就是于成龙到太原参加乡试的这一年，六月，“畿内、山东、河南、山西旱蝗。”
　　从崇祯三年到六年，山西战争很多，可以说是人祸。从崇祯七年到十二年，山西灾荒多，可以说是天灾。因为灾荒，可能会蠲免一部分赋税，而因为战争，又会不断地增加赋税。于成龙家原是中小型的地主家庭，他们父子几人有功名在身，享有一部分豁免差役赋税的特权。但毕竟不是现任的大官僚，苛捐杂税也会增加到他们的头上。家境一日不如一日，是可想而知的。于成龙就是在这种情况下，读书进学，娶妻生子，参加考试，获取功名，确实是忧患重重。

　　于成龙中“副榜”之后的第二年，也就是崇祯十三年，又是一个特大的灾年。“两畿、山东、河南、山、陕旱蝗，人相食。”崇祯十五年又是一个乡试年，于成龙上科中“副榜”，这科还有资格参加乡试，但记载中没有显示他到太原参加考试的信息。也许，这时候一家人守在永宁城里，相濡以沫，艰苦度日；也许，他们此时回到了来堡村老家，躲避流寇。

　　在这几年中，于家做了一件盛德之事。因为流寇太多，抢劫事件时有发生。乡亲们自己组织起来，想要修建一座堡垒，保卫自己的生命和财产。堡垒的地址选在了于家祖坟附近，有风水先生提醒于时煌父子，堡垒对于家祖坟的风水不利，可能会有折损人丁财产的事情发生。
　　这时候，于成龙，或者是他父亲于时煌，说了一段很有风格的话：“我里千家保聚，独我家不利，害少而利多，堡当筑矣。”意思是对大家有利就行，不必管我们一家。堡垒在于家的支持下修成了，确实起到了抵御流寇的重要作用。于氏一家，也没有遇到明显的祸事。
　　日期：2011-12-20 16:04:55
　　七、安国寺里的优昙仙花
　　崇祯十六年（1643）冬，已经有了明确政治主张的李自成起义军，东渡黄河，大举进入山西，首先攻占了平阳等地，史称“山西州县相继溃降。”崇祯十七年正月初一，李自成在西安正式建立大顺政权，正月初八就进军山西。二月，李自成率兵攻陷了于成龙的家乡汾州府，然后很快攻陷省城太原府，三月占领大同后，又直奔北京。三月十九日李自成攻破北京，走投无路的崇祯皇帝含恨自缢于煤山。明朝的北京政权，到此就算灭亡了。

　　李自成起义军通过山西攻打北京，沿途的山西老百姓对起义军是什么态度呢？有记载说，最初老百姓不了解李自成的政治主张，只有十分之二三的人愿意参加义军。但后来，百姓们亲眼看到了义军的风范，了解了义军的政策，就有十分之七八的人踊跃参加义军，支持大顺政权。由此可见明朝君臣的大失人心和李自成的大得人心。
　　作为“封建地主阶级知识分子”的于成龙，对起义军又是什么态度呢？记载中没有明确的信息。但是，于成龙十分敬仰当时的山西巡抚蔡懋德。蔡懋德是一介文弱书生，喜欢王阳明的心学，又是信佛参禅的著名居士，并且深通兵法，善于打仗。他已被朝廷革职，但仍然率兵保卫太原。太原城失陷后，他本来有机会逃走，但主动留下来，自缢于三立祠，壮烈殉国。于成龙后来在太原读书时，经常去礼拜蔡懋德巡抚的画像。他晚年遇到蔡懋德的儿子蔡方炳，还专门为蔡巡抚的遗孀撰写了四首祝寿诗。由这件事可以了解到于成龙当时的政治态度，绝对不会同情支持农民起义，对万历、天启、崇祯等皇帝的明朝政权，是有很深厚的感情的。

　　永宁城外，有一座著名的唐代古刹安国寺，风景秀美而幽静。根据记载，于成龙青年时代，曾经在安国寺隐居读书达六年之久。但记载中没有说明，于成龙是何时入寺，何时离开的，笔者猜测，应当就是在改朝换代的这几年中。寺院是佛门圣地，偏僻而清净，官军、起义军、土匪骚扰的机会少一些，可以安全避难，从容读书。另外，这也算一种隐居山林、静观待变的政治态度，根据时势发展，慢慢研究决定自己的人生走向。

　　当时，安国寺的住持和尚法名纯天，在生活上给了于成龙很多照顾，两人相处得很好。于成龙在寺中，除了研读儒家的经史书籍，也翻阅了很多佛教经典，吸收了佛教文化知识。寺院中的晨钟暮鼓，清净素食，也让富家出身的于成龙得到了一种全新的体验，为日后的俭朴生活打下了基础。
　　于成龙在安国寺，还有一次奇特的经历。睡梦之中，遇到佛菩萨或者仙人，赏给他一朵“钵罗花”，让他吃了下去，他在梦中还为此吟出一句诗来：“仙人赐我钵罗花。”梦醒之后，他把这种奇特体验讲给纯天和尚，纯天在藏经中查阅了半天，发现所谓的“钵罗花”，就是佛经中经常出现的“优昙花”。这种有宗教意味的奇特经历，无疑会给于成龙一些暗示和鼓励，让他珍重对待自己的人生，努力做一番不平凡的事业。四十多年后，功成名就的于成龙回忆起这件奇事，还专门写了一首七律：

　　优昙曾记梦中餐，山寺日高柏水寒。
　　云绕佛龛常五色，香飘精舍比芝兰。
　　生平未识金银气，偶尔轻抛麋鹿滩。
　　四十年来魔障尽，好教拂袖紫霞端。
　　八、游学于“三立书院”